【学术论文】当代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态演化与技术全球垄断新战略

来源:伟德官网    发布时间:2017-03-13 00:00:00
 

 

陆  夏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创新的盛行,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形态不断演化,呈现出金融化、联盟化与虚拟化的趋势,形成了以金融垄断资本为纽带的跨国垄断集团、以科技合作为特征的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及垄断资本虚拟化的全球投资基金等形式,并由此在技术全球垄断中衍生出许多新战略,主要包括:研发投入的不断扩张、全球研发投资的集群化、技术管理上的归核化和多供应商模式、技术合作上的标准联盟战略及农化领域的技术扩散战略等。基于此,我们应从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采取相应策略来应对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导下的新型技术全球垄断的新战略。

[关键词]国际垄断资本  技术全球垄断  新战略  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陆夏(1979— ),伟德官网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国际垄断资本本质上是垄断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曾论述了国际垄断形成的必然性,他指出:“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这是全世界资本和生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多的阶段[①]”。一百多年以来,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垄断资本国际化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又经历了一次大的调整,伴随规模空前的兼并收购浪潮,以巨型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经济中逐步处于主导地位,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在全球贸易、金融、资源能源和高科技等领域,国际垄断资本的触角可谓无处不在。美国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因此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了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时代[②]。也有很多学者指出,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程恩富、杨斌,2014;何秉孟,2010)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靳辉明,2006;刘国平、范新宇,2004;刘昀献2005等)。

回顾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科技革命的历程不难发现,资本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把资本主义带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也正如马克思所说,以资本技术构成为基础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所导致的一般利润率的下降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③]。技术影响了资本积累,但同时也是资本获取垄断势力不断对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英国著名跨国公司理论专家约翰·H·邓宁指出:“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本身不可逆转。”[④] 以美国学者海默和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垄断优势理论”提出者们认为,跨国公司的基本优势是技术优势,它是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立身之本。在当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垄断资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正如贾利军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技术创新》一书中所言:“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处于强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其在资本和科学技术上的优势,不仅在全球享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且使其在资源和各种利益的分配中享受更大的利益。”[⑤] 可以说,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技术的控制,尤其是对先进及核心技术的控制。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当代国际垄断资本技术全球垄断战略的研究也很多,主要从跨国公司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技术研发、技术贸易以及技术利用等方面的垄断战略。首先,跨国公司在技术创新上表现为:研发方面的巨额投入、持续的替代性创新、研发的国际化与联盟化、滥用知识产权法及相关协议实施技术创新保护等(薛求知,2004;那军,2011;张金陵,2014)。其次,在技术贸易中表现为: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出口的控制、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内部技术转移等(肖武岭,2005;杨慧玲,2015)。第三,在具体技术利用中表现为: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严控技术应用,通过并购提升和扩展技术发展路径,通过技术标准战略制定“游戏规则”等(曾繁华,2007;贾利军,2015)。可以说,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利用技术控制对利润的榨取采取了十分严密的垄断战略,这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打破当前不合理国际分工格局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跨国公司技术垄断的研究是多维度的,但由于缺乏对跨国公司本质属性的探究并忽略了非跨国公司形式的国际垄断资本与技术垄断的关系,因而不能真正揭示技术垄断的实质与影响。伴随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和金融创新不断深化的世界经济,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在形态上也在逐步演化,这些变化与技术垄断战略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基于此,从国际垄断资本视角阐释技术全球垄断的新战略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当代国际垄断资本的演化形态

当前,伴随全球范围内金融创新活动的深化、金融并购的发展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国际垄断资本进入到了一个以金融和技术控制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其存在形态不断演化。

1.以金融垄断资本为纽带的巨型跨国垄断集团

近年来,这些巨型跨国公司不断演化,主要表现在它们已成为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产物。2011年7月,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复杂系统”理论学家收集了一个由全球3700万家公司以及投资方组成的数据库,经研究发现:在4万多家跨国公司中,位居核心位置的是1318家公司,平均每家公司与另外的20家公司关系密切,而且通过共享股权,它们几乎拥有“全部”全球经济,即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公司及制造业,并且控制了全球经济利润的60%以上,其中以金融机构为主的147家跨国公司所组成的“超级实体”几乎控制了全球财富的40%[⑥]。这是资本积累的新特征,即金融化的国际垄断资本通过股份制渗透到全球企业中,由此形成当代国际垄断资本演化的新形态——巨型跨国垄断集团。

2.以科技合作为特征的跨国公司战略联盟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推进,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从传统产业到高科技与服务业,开发新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所需费用越来越高昂,全球竞争主体逐步从单个企业转向企业集团,竞争战略也从单赢走向合作共赢,原来以产品联盟(即为了降低投资成本与风险,减少市场上产品竞争对手的威胁,围绕产品所展开的战略合作)为基础获得蓬勃发展的跨国公司战略联盟逐步转向以技术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战略联盟形式。

3.深度虚拟化的国际垄断资本——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全球投资基金

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货币资本逐步取得了相对独立的运动方式,经济逐渐虚拟化。20世纪末以来,随着金融创新的盛行,垄断资本国际化的路径中有一部分资本逐渐改变了过去从生产中获取利润的经济行为,更多转向纯粹“以钱生钱”的投机领域。由此,曾经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获利模式的国际垄断资本大量转化为以“热钱”为主要形式的全球投资基金,从而成为当代国际垄断资本演化的又一重要形态。

据贝恩咨询公司《2015年全球私募股权投资报告》,2014年全球私募基金募集资金总额高达4990亿美元[⑦]。而公募基金(或称为共同基金)的开放式基金在全球范围内所管理的资金量更加庞大。本质上,这些全球投资基金都是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不断虚拟化的产物,它们基本上已经脱离了物质部门生产环节,集结成为专门获取风险投资利润的巨额金融资本。

三、基于国际垄断资本视角的技术全球垄断新战略

从跨国公司视角来研究技术全球化问题,虽然提供了研究此问题的比较具体的实例,然而却不足以从根本上去挖掘国际技术垄断背后的推动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当代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态演化,包括以金融垄断资本连接而成的跨国垄断集团、以科技合作为特征的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以及以投机获利为主要形式的国际“热钱”,可以发现,事实上当前技术全球垄断衍生出的诸多新战略与国际垄断资本的新形态息息相关。

1.实力强大的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不断推高技术创新研发投入

马克思在分析技术垄断对资本扩张的巨大作用时,曾精辟地指出:“科学技术为资本形成了一种不以功能资本现有的量为转移的伸张力。所以,一旦确立了在技术上的市场垄断地位,垄断资本就会垄断一切市场,不仅要从国内市场,同时还要从国外市场上,将它的竞争者排除。”[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国际垄断企业控制了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专利和技术转让及绝大部分国际知名商标,但是资本主义技术创新没有止境,资本主义企业的生命力和核心竞争力就在于不断地进行先进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与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和支撑是资本。

2.全球研发投资的“集群化”——全球风险投资基金的道场

产业集群理论最早源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关于集聚经济学的讨论。对于历史上经常会出现某个地方专门生产某种产品的空间集中现象,马歇尔认为,正是基于以下三大因素的外部性影响所致:当地信息扩散、共享当地劳动力池以及非贸易投入品[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研发投资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展现出“集群化”的特征。这些集群地区,有的不仅聚集了全世界大量的研发创新资源,更重要的是垄断了全球价值链中最高的研发与设计环节,成为全球新产品与新工艺的创新源头以及全球新知识与新技术扩散和交互的枢纽,拥有极高的技术能级与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也被称为国际研发城市[⑩]。综观全球,美国的硅谷、波士顿,欧洲的伦敦、巴黎,亚洲的东京、新加坡、班加罗尔等成为这类区域的代表。

虽然这些集群城市有其产生的历史或环境因素,表面上也只是全球科技研发的中心城市,但根本上却是全球风险投资基金通过技术全球垄断攫取利润的重要集散地。从2002年到2014年每年投入到硅谷的风险投资基金都高达上百亿美元,包括英特尔、苹果、谷歌、甲骨文等著名公司都是这些风险投资基金投资成功的案例,这些投资基金也从这些企业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在不断集群化的过程中,全世界优秀的人力资源也被吸纳进来,从而呈现“马太效应”,使得这些城市进一步被全球投资基金锁定为研发投资的重要区域,加剧了集群化的特征。

3.技术管理上的“归核化”战略与“多供应商”模式

“归核化”战略是美国战略管理学家马凯兹提出的新概念。所谓归核化,意指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将其业务集中到其资源和能力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其基本思想是:剥离非核心业务,分化亏损资产,回归主业,保持适度多元化[11]。以美国通用电器为例,其归核化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将业务领域主要限定在高技术、服务与传统业务三个方面,在组织架构上实施公司内部合并,出售非核心企业,回收大量资金等。这些措施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在于,企业可以集中资源来发展最重要的部门。在技术研发上,更是可以增加企业用于研发核心技术的资本投入,并且牢牢把控核心技术的应用。这是因为,现代技术存在的方式正逐步由依据生产工序次序形成的技术链结构向以核心技术为中心、联结多个单项技术形成的技术系统发展。原来由单一企业控制整个产品技术链条或多个企业分别控制链条上某一技术的方式正在逐步被替代。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逐步将这个战略作为它们通过技术垄断,占据供应链最高端的法宝。

4.在跨国技术合作上采取“标准联盟”战略

所谓标准联盟,是指技术标准的倡导者为创立技术标准并使其获得市场认可而组建的一种战略联盟[12]。通常行业领先企业通过标准联盟创立技术标准,然后在全球进行推广。与其他类型的战略联盟相比,由于标准的统一性要求与全球化的加速,标准联盟逐步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借以抢占国际技术话语权,加强全球技术垄断的重要手段。

(1)每一个标准联盟代表一个利益集团。在国际化竞争中,谁掌控了技术标准,谁就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强有力地控制市场,技术标准联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在某一标准联盟内部的成员共享由标准联盟带来的共同利益。(2)标准联盟也成为一个企业进入该行业的基本入口。标准联盟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除非企业有能力重新建立新的标准联盟,否则在现有标准联盟体系下,若企业的产品不符合标准联盟的技术标准,将无法进入该行业。基于此,在全球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垄断企业在技术垄断上越来越倾向于构建各行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标准联盟,抢占技术标准垄断的高地,即国际技术话语权。(3)标准联盟通过设立专利池(也称专利联盟)加强技术垄断,然后以联合许可方式迫使被许可人缴纳高额专利费。所谓专利池,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利权人达成协议,相互间交叉许可或向第三方许可其专利的联营性组织。技术标准通常都以专利池作为基础而制定,而且这些打包在一起的专利会形成专利丛林,这就导致更强的技术垄断势力。

5.在农化领域借助“全球技术扩散”战略实现市场垄断。

伴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下,世界农业已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从种子培育、饲料加工、化肥生产,甚至到农业气候监测都蕴含了诸多高端科学技术,而这些技术又基本上被农化领域的国际垄断资本巨头所掌控。此外,农业生产用种子又是一种特殊的原材料,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转基因种子技术的发明,一定程度上成了垄断农业生产的利器。例如,全球主要农化产业跨国巨头孟山都、杜邦农业、拜耳、先正达、陶氏益农和巴斯夫等企业,每年都投入大量资本以全球技术合作方式不断将所谓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扩散到全球各地。

四、启示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在形态演化过程中呈现的金融化、联盟化与虚拟化趋势在促进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强大的资本实力与技术的结合,进一步筑牢了技术垄断壁垒,从而为国际垄断资本维持高额利润提供了重要支撑。结合上述关于技术全球垄断新战略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与应对的策略。

第一,当今世界的技术发展依赖于巨额资本投入,小打小闹的个体资本已经很难在全球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技术上的优势。也可以说,全球技术发展的潮流是由国际垄断资本所掌控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若要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占得一席之地,必须鼓励规模化资本的发展。为此,就我国参与全球技术竞争的对策来看,既要利用巨型跨国垄断集团、跨国战略联盟以及规模巨大的全球投资基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活动,学习它们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同时面对当前技术相对落后的局面,一方面,必须从政府财政支出上加大对高科技的研发投入,包括对科研院所及重点行业与企业的财政倾斜;另一方面,支持国有企业资本通过控股或参股等方式实现资本规模扩张,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垄断资本相抗衡,为巨额研发投入提供资金保证。

第二,技术标准的制定比技术本身更重要。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技术垄断的新战略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对技术标准的制定。可以说,谁能制定“游戏规则”,谁就具备了赢得技术领先的先天优势。在美国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的“相互依存”理论中,国际机制的国际组织解释模式的假设是,一系列的网络、规则和机构一旦建立,将难以清除或者进行大规模调整[13]。这也是跨国公司热衷于国际技术标准规则制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要打破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对“核心技术”的垄断,也必须在加大高科技研发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并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创立由我国企业引领的标准联盟。在国际层面,我国也要改变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国际组织或贸易协定主导制定世界知识产权多边协定的局面,提高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话语权,组建以我为主、惠及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或区域性合作组织,从而实现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导制定者的转变,进而彻底改变在当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下技术上落后挨打的局面。我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东盟十国合作成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以区域合作模式提高了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在企业层面,华为公司也率先取得突破,在通信领域以极化码(Polar Code)战胜了高通主推的LDPC及法国的Turbo2.0方案,基本拿下5G时代的话语权。

第三,研发集群化是当前世界技术创新区域化的重要表现,但其背后的重要推手就是虚拟化的国际垄断资本——全球风险投资基金。目前,我国主要的互联网创新型企业包括百度、腾迅、阿里巴巴等,从创业资金来源到现在的股权架构中都充斥着全球投资基金的身影。因此,首先,需要警惕虚拟化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高科技行业的渗透,否则新技术的研发都将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把控。其次,对于以硅谷为代表的研发集群化的国际研发城市,我们应该借鉴其发展模式,在我国引导创建能够与硅谷相媲美的世界性研发集群化城市或地区,同时更重要的是发展和完善我国内生的金融系统,鼓励和扶持具有我国血统的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为集群化的研发基地助力输血,以摆脱华尔街风险投资基金对我国科技企业的控制。

第四,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农业技术的扩散往往意味着对农业的垄断。目前国际上农化巨头在全球范围内的农业技术开放和布局,必须引起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农业大国的高度重视。首先,必须警惕国际垄断企业的技术扩散战略,尤其是转基因产品的输入,减少其通过技术扩散换取更大市场份额的图谋。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对核心与关键技术的垄断,往往借机以技术扩散的名义占领落后技术国家的市场。其次,我国从政策上也必须加强在农业核心技术领域上的研发投入,加强对诸如转基因种子的种植监管,减少我国农业对农化巨头农业种子使用的依赖,打破“市场换技术”的魔咒。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面对当代国际垄断资本的新形态及其技术全球化垄断新战略,应该积极采取务实措施,趋利避害,顺势而为,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积极引导技术创新的新领域,抢占高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打破当代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技术垄断局面,为我国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1915年8月—1916年6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1页。

[②]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New Imperialism of Globalized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Monthly Review, Volume 67,Issue 03,( July –August, 2015).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37页.

[④] [英]约翰·H·邓宁:《全球化经济若干反论之调和》,杨长春译,《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3期。

[⑤] 贾利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技术创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页。

[⑥] 转引自何新:《瑞士学者研究:147家金融跨国垄断公司主宰着全球经济》,环球视野网,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9558.html,2016年3月9日。

[⑦] Bain & Company's Global Private Equity Report 2015,http://www.bain.com/publications/articles/global-

private-equity-report-2015.aspx.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62页。

[⑨] 郑飞虎、周丽丽、庞锦:《研发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对美国研发投资集群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0年第10期。

[⑩] 黄亮、王馨竹、杜德斌、盛垒:《国际研发城市:概念、特征与功能内涵》,《城市发展研究》2014第2期。

[11] 熊胜绪、王淑红:《资源学派的战略管理思想及其启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2] 张米尔、冯永琴:《标准联盟的兴起及诱发技术垄断的机制研究》,《科学学研究》2010年第5期。

[13]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